刘辩之所以能够组建宗室营，其实还是有赖于朝廷对于宗室在政治仕途上的放松。

纵观两汉四百余年，对于宗室在政治上的管理，是一个从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的过程。西汉从利用到限制，而东汉则与之相反是从限制到利用。

西汉初年，太祖高皇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大封皇室为王，欲以之为藩辅，从而加强皇权。但是在太宗文皇帝后，藩王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朝廷的皇权矛盾日渐激化，最终在孝景皇帝时发生“七国之乱”。平定“七国之乱”后，孝景皇帝开始着手削藩，孝武皇帝是又退出“推恩令”，到了西汉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蕃”，“中外弹微，本末俱弱。”

因此，王莽“亡所忌惮，生其奸心”，终于篡汉自立。

东汉朝廷对于宗室的使用上，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孝桓皇帝延熹年间以前，这个阶段总体上对宗室是严格限制的；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孝桓皇帝延熹年间以后，这个阶段上对于宗室虽然限制，但是却也放宽了限制。

光武中兴初期，世祖皇帝曾鉴于王莽的教训，短暂的放松了对宗室的限制，不过很快就又严格限制宗室参与政事，与建武七年明确“宗室不以理司”，就是不让参与政事，与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的宗室政策是一脉根承的。

五服以内的宗室必须安分守己地“居国界”，不得充当“流客”而相互串通，否则即取消其所应享受的特权。

而在犯罪的处理上，五服外的宗室如犯罪，官吏可直接“以法令治”，不必上报宗正；五服内“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

延熹以前，东汉对于宗室的使用上是一般不允许宗室担任公卿、州牧和刺史，“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自建武到延熹年间这一百三十多年间，宗室任公卿者只有十余例，可谓是寥寥数人；担任刺史或州牧的更是只有一人担任过司隶校尉。

东汉朝廷对于宗室政治上严苛，却在经济上优待。但是，这一百多年的事件中，发生过多次侵占宗室的事情，朝廷都充耳不闻，甚至默许。

但是自延熹二年开始，孝桓皇帝敕命州郡属县考核宗室受侵之事，立即纠正，并上报集簿。

在此之后，孝桓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利用宗室的政策，开始使用宗室担任公卿、州牧和刺史，公卿缺员时，皇帝常欲任用宗室。

其实，对于宗室的利用，也是有迹可循。东汉中后期，可以说是灾异连年，民不聊生，进而导致反抗不断，再加上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宗室对于自身政治地位的底下十分不满，宗室总不断有人提出要求增加宗室在政治上的话语权。

刘陶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刘陶还是太学生的时候，就鉴于“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而上疏陈事。

奏曰：“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古今一揆，成败势同。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所谓“强秦之倾”、“哀、平之变”，这其中就有宗室政治地位羸弱一条。

始皇帝非分封而置郡县，二世将宗室屠戮一空，导致中央对于山东六国控制不足。先朝孝哀皇帝、孝平皇帝时，宗室羸弱几乎毫无地位，这才导致王莽摄取权力最终篡汉自立。

刘陶之外，还有多名宗室上奏类似奏疏，但是都无疾而终。

不过，在实际中，宗室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重要作用。如刘淑跻身天下名士的最高头衔——“三君”(窦武、刘淑、陈蕃)之列，孝桓帝“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

而在当今天子入承帝统的过程中，刘鯈参与定策。“(桓)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鯈，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鯈称解读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建宁元年，窦武谋诛曹节、王甫等宦官，宗室参与者有刘鯈、刘淑、刘佑、刘猛、刘瑜、刘儒等六人，光和二年，刘鯈弟司徒刘郃又与刘纳、陈球、阳球合谋诛宦官。

这些，正式刘辩设立宗室营的基础。

所以，当初刘辩慷慨陈词，想要建宗室营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的时候，天子刘宏才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高望，去长秋宫。”想到宗室营，刘辩这才想起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需要一些老于军伍的士卒，第一时间，他就想到了何进——身为大将军，可是掌控着整个大汉朝的武装力量。但是，他若是直接上去讨要，虽然没什么可不可以，但是终究有些不妥，而通过何皇后无疑是最佳选择。

在长秋宫，通过撒娇卖萌，刘辩哄得何皇后眉开眼笑，最终同意帮他向何进讨要数十名老于军伍、作战经验的兵卒和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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