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混乱的根子。

同盟会根基本身不牢，力量更薄弱。开始闹革清国的命，用现代观念来看，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恐怖袭击，不惜性命地到处丢炸弹，伤不了清国的根本。

同盟会没有实力更没有能力领导这场推翻帝制的革命，之所以具备强大的号召力，其根源在于天下苦清久矣。

同盟会不仅硬实力准备不足，而且连思想准备也不足。方式方法单一，一群锐意富民强国的仁人志士作为急先锋，悍不畏死地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起义，占领道义制高点，成就同盟会的老大地位。但是，清国实在腐朽秃顶，众人合力之下，大厦将倾是迟早的事情。国人精英寻求国强民富的道路，积极进行探索，所选择的途径，方式各种各样，思想观念千差万别。他们对推翻清国帝制的诉求和同盟会一致，但寻求改变国运的途径和奋斗目标，在某个时候，某个方面，或许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而在这些起义过程中，民党往往借重会道门的力量。推翻帝制后，由于观念和诉求的的差异，民党精英对会道门并不买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甚至产生过河拆桥，剥离会道门的想法。但中下层多为会道门势力，或者地方实力派，或前清遗老，中央又派系林立，这直接造成中央和地方在思想上和政令上的脱节，或者说相互掣肘。

及至黄埔军校建立一支作过硬的中央嫡系军队，经过北伐，才压制住地方势力。但思想上的裂痕，无法取得互信。蒋介石掌控军队，实际上对政府一块的控制力相当薄弱，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一元化社会里，令不出中枢。无疑是个致命伤。

“攘外必先安内”本身没错。但方针策略上就大有讲究。要安内，就得依据实际国情出台适当的方针政策，制定相应的策略。最终途径无非两种，一种是利用暴力，从上消灭异己，一种是从思想上占领对方的大脑。当时，中国的现状错综复杂，派系林立，从上消灭对手，显然不合时宜。但笃信暴力的蒋介石选择与的决裂。基本排除从思想上弥合分歧的可能，安内便成为一句空话，拉开了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公开暗战的序幕。

通过军事的强力介入来寻求中央与地方的政令军令畅通，成为蒋介石的不二法宝。地方势力自然就生出相应的反介入手法。

眼下，徐张红军败局已定，下一步中央介入南河一带，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如果不做准备，很难说不重蹈二七年那样的横祸。事实上，就算在围剿红军正当其时的时候。蒋介石也没忘记分化肢解杂牌军队的做法。

廖席凯对去年二十六路军的的遭遇记忆相当深刻。

二十六路军原为西北军的一部，蒋介石嫡系把二十六路军看作杂牌军。去年年四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分四路对闽赣红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为其中的一路。七月间蒋介石对闽赣红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命令二十六路军进至被红军包围的宁都作配角。北退南昌的唯一通路，但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堵住，逼迫二十六路军跟红军作“背水之战”。

二十六路军被困在宁都，前进有被红军消灭的危险。后退又为蒋介石军令所不容，进退两难，陷入绝境。

而这之前。蒋介石肢解了二十六路军装备重型武器的部属，指使嫡系利用职权之便克扣薪饷，食品，药品等物质，而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又不适应南方气候，水土不服，致使二十六路军生活没有保障，部队生活极为困苦的同时，还饱受疾病的困扰。最终，这一万七千多人的队伍于去年这个时候反水。廖席凯对此耿耿于怀，二十六路军如果还不反水，那就真没天理了。

现在，徐张所部红军败亡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下一步，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如何介入廖家一众地方元老的后院，会不会如对二十六路军那般做？这个不能不做事先的考虑和安排。明着对抗显然不行，实力不济，除了落人口实，授人以柄，让蒋介石名正言顺介入外，没有任何好处。

收编梁靖，廖席凯很重视。中央军即便派驻南河等地，不可能是大军派驻，最多是营团级别，那么梁靖所处的溶洞滩幅员广阔，有足够的空间腾挪。多几个如梁靖这样的家伙，那时，中央军不依靠地方势力根本就寸步难行。

派廖吉和外孙女金莉媛为代表，廖家向梁靖释放的诚意就相当高，廖席凯相信梁靖即便还有些什么顾忌也当减少到最低程度。

家国之念，每个人或多或少总是有的，但如果连自己的生存根本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沦为空谈。廖吉虽然不是廖家的直系，但作为一个家族，成为廖家的中坚力量，对时局也有自己的判断，对老爷子廖席凯的旨意心领神会。廖吉虽然对梁靖不甚看好，但聊胜于无，执行起来，从没打折扣的念想。

合纵连横以应强者，不论是张仪还是诸葛亮，都给后人做了很好的表率。葛俊辉与廖家不是一个派系，但作为地方派系，远远没有地方与中央的矛盾突出，应对中央的强势介入，葛俊辉所属派系也有份，自然要配合廖家的行动。正如此前，应付上令，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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