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连夜渡河,声势很大,但骂声也是此起彼伏。

之前韦云起尚未见到叛军的影子就仓皇后撤,现在兵多了,武器充足了,胆子也大了,不但主动渡河攻击,还要衔尾穷追,根本无视官军有陷入叛军包围之危险。乡兵们对战局是一无所知,但团主们看得很清楚,再加上心里本有算计,于是便阳奉‘阴’违,消极怠战,推进速度非常缓慢。

杨潜虽然不敢违背韦云起的命令,但对南下追杀的决策却颇有质疑。

战局的变化实际上并不复杂,白发贼既然敢北上迎战,既然敢陈兵济水北岸与官军对垒,可见其自有倚仗之处。现在白发贼一箭未发,调头逃窜,但逃得不徐不疾,井然有序,明显就有‘诱’敌之嫌,而官军在没有查出叛军虚实的情况下便不管不顾的倾力追击,如果中计怎么办？韦云起手上就这么点人马,一旦全军覆没,短期内休想卷土重来,不论是荥阳郑氏还是郇王杨庆,都不会无限制给予支持,而东都也会陷入更大被动,齐王杨喃迫不得已只有提前出京戡‘乱’,这显然不符合齐王的利益。

齐王出京戡‘乱’的最佳时机是七月,这是东都上上下下的共识。东都几大豪‘门’之所以妥协结盟,韦云起之所以巡查通济渠,都是为了这一目标,而韦云起此刻的决策,却有置官军于死地的危险,明显就背离了其出京目标,这让杨潜不得不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韦云起。

韦云起目的何在？为何其一改初衷？这与中原政局的微妙变化是否有关系

河南灾情日益严重,源自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激’烈斗争,而河南灾民顺利进入豫州并得到颖汝贵族的赈济,如果从政治层面分析,不难看到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与以荥阳郑氏为首的河南贵族集团,有携手结盟之可能。

河洛、河南在地域上同属中原地区,而中原处在关陇和山东之间。中土三分时期,中原是三国‘交’战之地,但其大部分领土属于关陇,所以河洛贵族集团划归为关陇政治版图。中土统一后,无论从历史文化渊源还是从地域利益诉求来说,中原都更倾向山东,中原地区的贵族集团与山东地区的贵族集团在利益上也有更多的一致‘性’。

颖汝贵族集团出手拯救河南灾民,目的何在？是落井下石,乘机打击和削弱河南贵族集团,还是以此为要挟,胁迫河南贵族集团在政治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从中原地域的整体利益来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假若河洛贵族集团与河南贵族集团政治结盟,假若白发贼和他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叛‘乱’武装在中原地区掀起惊天狂澜,那么这三股力量一旦形成合力,必将给东都政局乃至中土局势带来重大变化。

从齐王杨喃和关中韦氏的立场来说,若想达成他们的目的,若想让齐王杨喃登上储君之位,就必须赢得皇帝和以改革派为主的中枢的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为此,他们必须做些什么,而把可能存在的中原政局的变化演变成现实,让皇帝和中枢发现隐藏在他们身边的“敌人”,则是最为简捷有效的手段。

杨潜不得不承认,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政治博弈也越来越‘激’烈,而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为两大政治集团血腥厮杀的工具。关系到中土命运的改革,一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失败是必然,而改革的失败必将重创中土,中土的命运由此变得十分悲观。

杨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十万火急密报郇王杨庆和远在东都的父亲杨恭仁,把韦云起做出“自杀”式决策的深层次原因做了详尽分析。韦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但要置荥阳郑氏于死地,还要把弘农杨氏拖下水,而荥阳郑氏与弘农杨氏一旦联手‘操’纵中原局势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则必然要背上以中断通济渠来摧毁东征的罪名,如此则政治风暴再起,内战难以避免。皇帝和中枢败于东征战场,又遭内战打击,权威尽丧,如此一来皇统更迭的阻力就大大减小,齐王极有可能一跃登上皇帝宝座。

换句话说,韦云起一旦“自杀”成功,齐王杨喃就会提前出京戡‘乱’,而随着剿贼大战的来临,河南局势大‘乱’,通济渠便会陷入断绝之危机,东征有可能因此而功亏一篑甚至失败。在杨潜看来,试图摧毁东征的不仅仅有朝堂上的保守派,还有齐王杨喃,而杨喃现在就在借助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力量,不但要把摧毁东征的罪名栽赃到政敌头上,还要挑起内战,‘混’‘乱’局势,为谋取皇位铺平道路。

齐王杨喃和他的支持势力的野心太大了,他们要的不是储君,储君的位置太不牢靠了,随时都会倾覆,所以皇统要么不争,要争就一步到位,直接做皇帝,一劳永逸。

然而,不论杨潜对当前‘乱’局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有几多猜测,也不论他多么急切的想得到支援以逆转局势,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官军于渡河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推进到仓垣。

孟海公帐下的联盟第六军据城而守。吕明星与曹昆率领联盟第二军退守到仓垣西面的‘阴’沟水,以防四十里外浚仪城中的官军东进支援。夏侯哲则指挥联盟第一军退守到仓垣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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