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于军事意图,名义上是摧毁高句丽,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实际上则是以无上武功来加强皇帝和中枢的权威,以强悍的权威来打击和削弱保守派,加速改革进程,所以东征只能赢不能输。皇帝和中枢迫于这一政治背景,迫于东征必须胜利,那么在东征的军事策略上就必然以“稳妥”为主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确保不出现任何意外。

开皇末年先帝曾征伐高句丽,水师因风暴而葬身大海,陆路大军因粮草不继而延误战机,不得不撤,远征军尚未进入高句丽便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东征吸取了教训丨做足了准备工作,倾尽了国力,其根本意图就是要确保胜利。因为要确保胜利,军事策略上就必然求稳,既然一心求稳,那么段文振的“斩首”战术当然不会得到皇帝和中枢的认同。既然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都不能认同段文振的策略,那么可想而知,在博弈空前‘激’烈的军事决策的拟制过程中,段文振的这一风险极大的策略理所当然被否决了。

段文振的策略被否决了,人也随之离开了中枢,这从段文振以左候卫大将军的身份到前线统军就能看出来。他是兵部尚书,是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无论是国事决策还是军事决策,他的意见都非常重要,但是,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期间,决策层以一个“声音”说话,把他暂时“驱逐”了。

段文振显然很固执,坚持己见,甚至在临终表奏中都没有动摇和放弃自己的主见。段文振宁折不弯的‘性’格,或许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枢临时“逐出”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存在肯定会增加决策层的矛盾和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东征。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如段文振所料,从强渡辽水开始,远征军就事事不顺,厄运连连,尤其十二大卫府大将军之一,皇帝在军方的绝对亲信,江左名将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战死辽水,更是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麦铁杖的死,源于浮桥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顺利,而浮桥之所以搭建受阻,则源于辽水暴涨,而辽水暴涨是因为‘春’雨连绵成灾。段文振在遗策中已经预料到辽水要暴涨,攻击难度会增加,所以他告诫皇帝,行军速度一定要快,渡河时间越早对远征军就越有利,但各路大军的行军速度快慢不一,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以致于东征初战不利。辽水是顺利渡过去了,远征军的士气却因为麦铁杖的死而遭到了迎头一击。

接下来更糟糕,一座辽东城,两个多月都没打下来,彻底延误了战争进程

远征军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辽东城,首当其冲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决策层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总是打算以强大武力来迫使高句丽人无条件投降,总是没有以战争手段来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决心。高句丽人的确害怕了,要投降,使者纷至沓来,天天谈判,天天议和,然后谈判破裂,远征军再打,然后再谈判,如此反复,结果时间耽误了,远征军士气低‘迷’了,城池当然打不下来。

决策层的这种做法,让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皇帝和中枢在虚张声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征即便胜利了,也是决策层的外‘交’手段运用得好,功劳主要是政界大佬们的,他们吃‘肉’,军方最多喝点汤。可想而知,这对远征军将士们的士气打击有多大。

战局的发展又被段文振说中了。高句丽人‘阴’险狡诈,以投降谈判来拖延时间,皇帝和中枢中计了,虽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辽东城南战场上怒气冲天,把军方统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军方统帅们同样在心里也把皇帝和中枢骂得狗血淋头。这是你决策错误,与我军方无关,如果你当初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渡过辽水后坚决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谈判,一路攻城拔寨,直杀平壤,何以会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现在雨季来了,高句丽境内的大小河流即将暴涨,远征军能够实施攻击的时间所剩无几,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从军事角度来说,今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待来年了。

皇帝和中枢迅速做出了新的决策,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

皇帝和中枢命令军方马上根据这一决策,拟制出新的攻击策略,要求军方必须在冬天来临前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赢得东征的胜利。

决策层态度的转变,是军方愿意看到的,这符合军方的利益,但决策层态度的转变力度太大,由之前的一味求稳,转为现在的行险一搏,让军方倍感不安。

在商讨攻击策略的过程中,尚书右丞刘士龙,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中枢官员,理所当然服从皇帝和中枢的决策,决意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战争,如此一来段文振一击千里的“斩首”遗策,就成为首选之计,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左候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一大帮军方大佬持反对意见,因为当前战局已不具备实施段文振遗策的条件,如果不顾实际,非要实施这一计策,必有败北之危,所以现在“求稳”的反而是军方。

于仲文等统帅建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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