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改革派发动的“清算风暴”，面对杨玄感兵变余波所造成的“狂风暴雨”，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终于悍然出手，展开了凌厉反击。

撕破脸了，西京和东都终于反目为仇，保守派和改革派所极力维持的“和平”局面，终于在杨玄感兵变这股“惊涛骇浪”的沉重打击下，轰然破裂，双方大打出手，虽然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并没有赤膊上阵，而是借助席卷中土的叛乱大潮掀起“惊天波澜”，但这个“惊天波澜”爆发在关中三辅之地，“炸响”在西京和东都为中心的大京畿地区，其所造成的影响之大、之恶劣、后果之严重难以想象，而叛逆公然开国称帝，公然分裂，对圣主、中枢和中央威权更是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打击。

至此，两京政治危机逾越了“临界点”，开始向两京分裂、向两京军事冲突的方向极速狂飙了。

圣主愤怒之余，亦产生了一丝悔意，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听从臣工们的劝谏，尽快返回东都主持大局，想方设法缓解因杨玄感兵变而迅速恶化的两京政治危机，如此一来国内政局尚在可控范围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如脱缰野马完全失控。

然而，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只能竭尽全力予以拯救。叛乱可以剿杀，军事上可以武力戡乱，但政治上的妥协已失去意义。斗争双方已经翻脸了，兵戈相见了，即便西京保守派还在脸上蒙着“遮羞布”，还保留了最后一线回旋余地，但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妥协的后果未必就是握手言和，就是一笑泯恩仇，也有可能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甚至连性命都交待了。

既然政治上不能妥协，圣主和改革派又如何处置当前危机？又如何应对关中骤然爆发的乱局？又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大京畿地区，稳定两京局势，稳定国内形势？

六月杨玄感兵变，东都和河洛地区烽烟四起，十一月向海明叛乱，西京和关中地区又战火纷飞，由此不难想像大京畿地区和两京局势之恶劣，但实际上根据各地郡县的奏报，现在地方叛乱之多之严重，尤甚于京畿，国内形势的恶化速度已经越来越快。

比如齐鲁贼帅杜伏威、辅公祏祸乱江淮，威胁江都，入冬后他们甚至击败了剿杀他们的江都鹰扬卫，斩杀了步兵校尉宋灏。另外齐鲁贼帅孟让、彭孝才祸乱淮北，齐鲁贼帅左孝友危害东莱，河南贼帅翟让、孟海公、卢明月等活跃在通济渠、济水和泗水一线，而河北贼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格谦、高开道、王德仁、杨公卿等亦是屡剿不平，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以永济渠为主的连接中原和幽燕的水陆交通安全。至于圣主和中枢最为关注的江南形势更是迟迟不见好转。

奉旨戡乱江南的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和右御卫将军鱼俱罗初始节节胜利，先是在丹阳郡（今南京一带）击败了贼帅刘元进，接着在毗陵郡（今无锡一带）击败了贼帅朱燮、管崇，然后卫府军呼啸南下，猛攻吴郡（今上海一带）、会稽郡（今杭州、绍兴一带），斩杀贼帅管崇，俘获数万贼众。贼帅刘元进、朱燮迫不得已，退守建安郡（今福建一带），但江南叛乱大潮并未因为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反而愈演愈烈，各地响应者蜂拥而至，据建安负隅顽抗。

卫府军久战疲惫，寒冬又到，不利攻伐，双方随即陷入僵持。与此同时，吐万绪、鱼俱罗却陷入了困境，江南鹰扬卫阳奉阴违，江南贵族官僚不作为甚至暗中通敌，而尤其棘手的是，部队军官经受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消极怠战，最后就连鱼俱罗都给收买了。无奈之下吐万绪、鱼俱罗联名上奏天子，详述各种不利原因，请求暂时停战，等到明春再度发动攻击。

圣主大怒，认为吐万绪、鱼俱罗这两位卫府老帅居心叵测，江南稳定与否关系直接关系到了圣主和改革派、国祚和中土的命运，值此关键时刻，两位老帅不是克服困难、乘胜攻击、痛打落水狗，为圣主和国祚分忧解难，而是寻找各种理由推诿不战，意欲何为？偏偏这个时候，江南贵族官僚纷纷上奏，指责吐万绪指挥不利，懦弱怯战，揭发鱼俱罗不但连打败仗，还索要财物，甚至纵容手下烧杀掳掠，祸害地方。

吐万绪、鱼俱罗都是虏姓贵族，都是代北武人，都是卫府的保守派，政治上他们都是江左贵族集团的“敌人”，所以他们到了江南得不到支持，屡遭掣肘，甚至被江南贵族联手打击。

圣主将计就计，当即下诏，斩杀鱼俱罗，罢免吐万绪，并征召吐万绪火速赴行宫述职。吐万绪忧愤不已，途中感染风寒，不幸病逝。

贼帅刘元进、朱燮乘机反攻，北上横扫会稽、吴郡，兵锋再指丹阳，再度威胁江都。

圣主旋即诏令江都留守府，紧急征募江淮五万青壮为兵，任命江都郡丞王世充为统帅，渡江南下，戡乱江南。

但是，为时已晚，江南自刘元进七月举兵造反以来，战火已经燃烧了大半年，不但重创了江南经济，也把江南人从“自我囚禁”中释放出来，长久以来被牢牢压制的重建正朔、雪耻复国等各种魔念随着战乱和杀戮而轰然爆发，叛乱者此起彼伏，叛乱大潮“汹涌澎湃”，这也正是吐万绪、鱼俱罗虽然在戡乱战场上战无不胜，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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