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的‘激’进式的大改革，力图在最短时间内摧毁‘门’阀士族政治，重建中央集权制，继而从制度上、律法上、礼仪道德上彻底地巩固和发展中土的统一大业，让中土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和平统一所带来的繁荣和昌盛。

对于今日山东贵族官僚来说，必须‘弄’清楚叛‘乱’背后的真正原因，才能做出正确的戡‘乱’剿贼的策略，否则，必将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呼啸的政治风暴中粉身碎骨。

段文‘操’不可能明说齐州贼叛‘乱’的真正原因，但他可以以董纯为例，以清谈探讨的方式，以董纯倒台的政治原因，来清楚表述徐州贼叛‘乱’的真正目的所在。

张须陀虽然是军中悍将，从未深入接触过高层政治，但他日常所接触的都是贵族，其中不乏来自豪‘门’世家的子弟，耳濡目染久了，不懂也能看出‘门’道了。董纯是军中名将，是陇西贵族，是陇西贵族集团的大佬级人物，在军方更是威名显赫，如此人物竟在东征之前倒台了，与东征丝毫关系都没有了，这足以说明问题，说明董纯是反对东征的重量级人物，皇帝和中枢在东征之前，想方设法也要把这样的人物贬黜到穷山僻壤里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至于董纯为什么反对东征，张须陀就不甚了了，不过段文‘操’还是隐晦地解释了一下，因为皇统之争。但董纯为什么会介入皇统之争？这就牵扯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皇帝为什么自元德太子病逝后，就一直在储君一事上推诿拖延？一国君主重要，而一国储君同样重要，直接关系到国祚的稳定，这个道理天下人人皆知，唯独皇帝不知道？

皇帝当然知道，但皇帝立下了宏图志愿，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改革，重建中央集权制，为此他需要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威，而储君的建立必将在政治上诞生一股新的势力，而这股势力一旦被对手所利用，必将严重掣肘皇帝，直接影响到皇帝对改革的推进，所以，皇帝想方设法拖延储君的建立。

保守贵族势力为了阻止改革，阻御改革，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便是想方设法重建储君，而不久前爆发的齐王杨暕**一案，便是皇帝对保守势力的一次有力反击。

张须陀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很高，理解能力也很强。段文‘操’嘴里说着董纯，实际上是借着董纯“敲打”他，联想到齐鲁复杂局势，他不禁暗自惊凛。倒不是段文‘操’在威胁他，而是他的确和董纯一样，都是保守势力中的一员。

河洛贵族集团过去以楚国公杨素马首是瞻，而杨素和先帝一样，都是温和改革派，凡事都不急，循序渐进，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慢慢来，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今上在他的拥戴下登基称帝后，改革思路迅速转变，由温和转为‘激’进，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楚国公杨素年纪大了，病逝了，他的政治遗传遂由长子杨玄感继承，而杨玄感在改革上的立场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温和改革派，但随着‘激’将改革势力控制了中枢，温和改革派也被划归为保守势力之一。

卫府是改革的重点地区，张须陀参与了一系列军制改革，其中很多新制度在卫府遭到抵制甚至反对。张须陀本人也对很多损害到军人利益的制度非常不满，所以他很自觉，把自己划归为改革上的保守派，虽然他并不反对改革。

假若山东地区各叛‘乱’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土保守贵族势力的影子，那么各地的戡‘乱’剿贼就成了一块“试金石”，凡戡‘乱’不力者，都可以划归为保守势力，理所当然会像董纯一样受到打击，而剿贼胜利者，则可以划归为改革的支持者，会受到皇帝和中枢的嘉赏，仕途会一片光明。

段文‘操’在警告张须陀，合作可以，但不要借合作之名行反东征之事，否则，一旦反目成仇，你就死定了。

“使君，‘蒙’山剿贼，何时开始？”张须陀问道。

“还要等一等。”段文‘操’说道，“‘蒙’山剿贼，乃齐鲁大事，需谯公（周法尚）和右候卫府牵头，并给予各郡军事上的支援。另‘蒙’山与彭城接壤，要围剿‘蒙’山，还需赢得彭城方面的合作。”

张须陀拱手为礼，“既然如此，某先率军返回齐郡，剿杀齐州贼。”

段文‘操’抚须而笑，“彭城崔郡丞来信，说琅琊窦使君遣使至彭城商议联手剿贼一事，他亦有意遣使至瑕丘来，与某共议。你看……”

张须陀一听就明白了，段文‘操’希望齐军能留下。现在段文‘操’手上的兵力十分有限，而徐州贼又在泗水一线虎视眈眈，只要有机会必会攻击掳掠，这使得鲁郡的局势十分紧张，如果齐军能留下一部分，对徐州贼形成威胁，段文‘操’就能腾出手来征调地方宗团乡团组建地方军，并与彭城、琅琊两郡拟制联手剿贼之策，完成围剿‘蒙’山的前期准备工作。

张须陀沉‘吟’了片刻，说道，“某回齐郡后，马上调兵曹书佐秦琼率军驰援使君，使君意下如何？”

段文‘操’大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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