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樊涛和张卫国，齐天翔慢慢地走回到沙发前面，拿起茶几上的名单，缓缓地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后想了一下，才慢慢翻开名单，从前到后认真地看了起来.

名单上的人，不管是现职，还是后备干部，齐天翔大多都不认识，一则这些干部来自基层的方方面面，各县市区都有，二则这些干部都基本在三十多岁，这个年龄层的干部齐天翔接触的就更少一些。只能通过名单之后简短的几行文字得以了解，也不过就是能看出来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学历、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其实对于一些年轻干部，有这些基础信息，也就能够对一个人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除了籍贯，生长地域的不同，十几年教育背景是相同的，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没有什么差距，唯一的不同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方式和时间，有考录的，有招录的，还有选录的，很少有特录的，也就是很少有特殊贡献而进入公务员队伍的。

这些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因为出众而成为了公务员，不是因为喜欢公务员的身份，不是愿意从事公务员这项工作，更不是有高度的觉悟愿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认可这种职业所能带来的尊贵身份和荣耀，以及未来可期的荣华，这种基本思维驱使下走进公务员队伍，并没有带来觉悟和意识的提升，反而产生了莫大的优越感，以及渐渐固化的等级意识。他们的潜意识里萌生的尊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职务的上升而愈发强烈，除了他们自身存在的环境，他们不愿意过多地了解基层，了解民众，往往习惯站在自身的角度思维，而不公或不平也是由这种角度所引发的。

这是齐天翔最为担心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干部选拔制度中难以突破的瓶颈，无论是干部下派，还是上挂，都是一个机关到另一个机关，本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而是现行制度中的重学历轻实践，重工作履历轻创新创造的弊端始终难以根除。另外就是干部选拔范围和方式的不足，机关干部由机关选拔，职能部门立足于职能部门本身，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选拔模式，很少能有干部真正流动起来，而直接造成的就是适应能力和范围的缩小。

当初与樊涛商讨公推工作时，就是基于干部流动和打破行业的问题，也就是想通过全市范围内干部公推，使干部选拔放在全市层面上展开，而干部的使用也在全市范围内任用，除了必要的技术性岗位和部门进行专业匹配，最大限度提高青年干部的综合适应能力，培养一批可以适合各种区域使用的跨界干部。

现在看来基本目标是实现了，放在面前的这份名单就涵盖了全市，使用范围也会遍及全市，能够有多少人为此受益，可能还看不清楚，但只要管理方式到位，监督方法得当，初期的尽心尽力就能带来很大的变化，也必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可以预期的，一批市委组织部专项分类管理的干部，建立专门的监管和考核体系，拥有最直接和最完备的升迁体系，而且是全市范围内使用和任命，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以及升迁前景，尽管条件苛刻一些，要求严格一些，还是会吸引人踊跃参与的。

目前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第一轮的推荐和第二轮的征求意见，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得到了老干部和、政协的积极参与，基于响应和支持的呼声也很高。尤其是对行动本身的反响很好，尽管齐天翔并没有出面组织任何的活动，但仅仅就是干部大会上的动员，就能够明白所有的一切行动，都是在齐天翔的策划和授意下实施的。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达到了齐天翔的目的，他改变不了省管干部的任命和路径，但他可以提前安排县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科局级干部的使用和布局，这其实也是林东生对他的暗示，一段时期以来这样的暗中较量不断，但齐天翔却在巧妙地进行着自己的布局，也不断展示着设计的轨迹，就这么公开地说明着自己的想法和思路，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想到这里，齐天翔从名单中收回思绪，看了一眼手表，按响了桌角的红色按钮，等了一下对听到铃声进来的小张说：“看一下上午的活动吕市长是不是也要参加，走之前请他过来一下。”

望着小张头答应着离去，齐天翔又陷入了沉思，与其说这样的安排是为自己考虑，不如说更多的还是为吕山尊进行的设计。失去了市长位置之后，最有可能的安排无非是两种，一个是离开河州市，到省里其他地市任职，过渡一任市委书记之后重新回到河州市，另一个途径就是到市委这边，任职市委副书记，等待过渡。两种可能都存在，但后者显然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中央党校短训的初衷，省委不可能不考虑这次短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以及中组部和中央党校的意图，花费那么大心思进行的短训，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使这些厅局级领导干部经受磨难，而是由更深层次的考虑。

省委组织部这次的行为本身就有着试探的意味，更高程度的对抗还是不敢随意为之的，因此随后的安排还是需要通盘考虑才能作出的，就像林东生所说，交换和平衡始终都是存在的，也是难以忽略的，可以适当的妥协或容忍，但绝对不能无限度地退让，一种方式的回旋之后，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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