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说不清楚摇滚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的，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就有了摇滚，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有了各种摇滚。

西风吹来，一时间各路英雄豪杰，伴随着各类妖魔鬼怪一下子全都窜出来了，集体发声，真真假假的仿佛中国真的有了摇滚。

但遗憾的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革命性的声音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只发出过一次。

后来真真假假的摇滚乐迷都在怀念1994年的红磡，因为那场演唱会真的仿佛是中国摇滚音乐的巅峰之作。

几个年轻人将当时亚洲流行音乐中心的香江都给攻陷了，难道还不牛b？

可同样作为一个摇滚迷，易青所怀念的却是他从来都不曾经历过的1986，那个时候他才几岁，后来在网上看过视频，当崔建在台上吼出：我曾经问个不休。

那一瞬间，易青感觉浑身都在颤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迷上了1986年京城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个中国的“摇滚教父”。

后来也有很多人把崔建的这一嗓子，当成了中国摇滚诞生的纪念日，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它也是开放了的中国青年人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崔建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中国式的摇滚的表达方式，他的摇滚表现了80年代青年人潜意识里所要表达的东西，他用摇滚这种方式感召了这一代人。

往后多年以来，不管风雨飘摇，崔建都始终如一，率真、诚实而自由地歌唱。他是那种为数极少的从不肯宽恕自己的人，是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光阴中，最为沉静的灵魂。

在崔建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痴迷，坚持用摇滚来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好像摇滚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最终将茁壮成长。

可事实上，从开始一直到易青重生的那个年代，摇滚在中国非但没能一飞冲天，反而依旧小众，总是那么半死不活的存在着，只有那几个老炮儿吼上几嗓子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中国还有摇滚。

很多人都喜欢标榜中国摇滚，可却从来没想过带着中国二字，就脱离不了本土化这个趋势。而中国的社会文化，没有一个人说得清道得明，潜藏的文化介子势必对摇滚产生一定的影响。

即使放到易青前世的那个年代，摇滚依旧会被许多人不理解，不接受，动次打次，噼里啪啦，死猪嚎叫一群什么完蛋玩意，谎诞喜剧的迷茫，即使有心也会被社会的浪潮压打下去。摇滚本无错，错的是诞生在了中国这个社会阶层里面。

在易青看来，摇滚在中国不被大众所接受本身就不是个伪命题。其实那些摇滚音乐人安心发展自己的圈子就好，不必太闹腾，也不要总想着走入主流。

喜欢的终究会喜欢，不喜欢的看的多了也会觉得烦。

摇滚人士也不必为此闹心，因为这是在中国仅此而已。

有的说中国摇滚乐的没落是商业模式不成熟，有的说是观众的认知问题，也有的说是中国摇滚人创作能力枯竭。

易青基本同意，他认为几种因素都有，摇滚乐进入中国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就被这种新鲜的事物所左右了，这些人包括观众和摇滚音乐人自己。

窦仙儿曾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活在梦里，我们为了这个梦想去做事。尽管最后梦醒了，人散了，可曾经为了梦想而奋力挣扎的灵魂，却永远年轻。

就像他所说的，那个摇滚最炽热的年代虽然短暂，却足够精彩，到头来，摇滚在中国依然还是一种少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又与主流文化相抵触，想要发展，要么与主流文化竞争，要么与其合流，显然这种竞争毫无胜算，可却又不甘合流，就只能半死不活的吊着，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

易青前世第一次接触到摇滚的时候，刚刚退伍，一下子就迷上了，偏偏那个时候，摇滚在中国最是式微，崔建苦闷，三杰远去，知名的乐队解散，充足，肆无忌惮的消耗着生命力，剩下的大都不成气候。

可易青偏偏喜欢上了，还为此疯了一段时间，没日没夜的练吉他，炒菜的手在琴弦上不断的拨弄，手指头都能擦出火星子来。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听到叶静和刘政拌嘴，提到摇滚的时候，这么激动。

刘政正跟叶静日常互怼，突然听到易青来了这么一句，都被问懵了，半晌才道：“小易，你也知道摇滚？”

易青连忙点头：“知道，国外早就有了，怎么着，现在国内也有人玩儿？”

刘政见易青不是和叶静一路的，顿时也来了兴致：“有啊！怎么没有，现在京城这边，好些人都在玩儿。”

“那大刘哥，你认识崔建吗？”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易青的心脏都在扑通扑通的狂跳，他喜欢的明星不少，可真要说是当成偶像的，就只有一个一一崔建！

刘政没闹明白，易青这么激动干什么：“崔建，认识啊，我以前是他们乐队的吉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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