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二十八，江森中午到了县城，晚上就没能再走掉。汪副局带着他一下午拜访了大概三分之一个县行政中心，基本宣告了一个情况：以后这只肥羊，只准我们和文化口两家一起薅，最多再加一个青民乡地方，其他衙门严禁插手，否则别怪我们翻脸。于是青联那边就很不高兴，感觉白给了一个小本本，结果连个屁都没捞回来，还倒贴十块钱的工本费。

江森对这个局面既感到猝不及防，但内心又非常理解。

政府部门就是这样，经常性就是市里头脑子一热，向省里表决心说今年我市要完成招商引资或者其他类似工作两百个亿的指标，然后转头就把任务分派给底下，有钱的地方就多承担一点，比方瓯城区这种首善之区，承包个三十亿不嫌少、五十亿不嫌多；而瓯顺县这种穷逼县，我知道你没钱，但如果老大哥承包五十亿，你五个亿总得要的吧？

于是再然后等县里拿到这个任务，第一感觉肯定就跟被人强行喂了翔一样难受，但是任务已经下来了，大家又总不能消极应对。所以有困难要上，困难直接把人压垮了更要上。

这么一来，县里就得接着往下分摊。

你，某某局，你们衙门这么有钱，你承包一千万，一千万拿不出来，八百万也行，最少五百万啊，不能再少了！你，某某办，哦，你是个穷逼单位，我们是清楚的，但刚才那个大哥，他都承包五百万了，你五十万能不能搞定？五十万都不能搞定，那要你何用？

就这么的，一个个单位、一个个科室分摊下去。分到最底下之后，各单位科室的负责人，就得开始各种想法，到处找各种企业，给优惠政策、各种承诺。

只是这年头的大企业，一来本身每年的纳税压力就不算小，二来人家轻易也不可能挪窝，三来大企业和个别部门原先就有挂钩，所以再指望从大企业获得帮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至于那些携带少量资金的小企业，看起来虽然比较容易搞定，但小企业本身的意愿，却基本全都倾向于往更牛逼的地方去。

因此像瓯顺县这种总人口也才20万不到，森林覆盖面积却高达83%的地方，别说五千万的任务，每年就算是两千万的任务，县里也都能惆怅到四套领导班子集体失眠。

也幸亏就是瓯顺县还有为数不少的几个华侨村乃至华侨乡，一到年关，就有人带着大量来路不明的钞票回乡装逼。而这个时候，县里的各部门领导就会蜂拥而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提前把今年的摊派任务搞定再说，不单是招商引资，还有各种扶贫款项、救灾款项，都得趁这个年关口落实下来。而那些积极回馈家乡的华侨，此时自然也就能收到各种小红花。

不过这么个操作，肯定也有利有弊。

比方个别资金压力过大的红花获得者，可能在过完年后，转头马上就会靠这玩意儿去银行贷款，各种拆借、各种过桥，花小钱、换大钱，最后万一坏账死在银行里，那就全国一起买单。还有些则稍微好些，只图名不图利，拿到小红花就出国装逼用，形成某种官方号召力，然后在外国做一些国内不让做的事情，赚了钱再回家报答家乡父老的恩情。

看起来给人的感官印象，好像格外的不对劲。

但问题是，这就是生活啊……

瓯顺县的自然资源和先天禀赋，决定了每年可以产出的物质总量就这么多，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永远不设上限的。更放大了来讲，放大到整个东瓯市，在这片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可资源又没有，那怎么办？

于是民间集资的传统就盛行起来，胆子大的就去放高利贷，赚了钱大家一起分，胆子小的就去炒房炒楼。实业家不是没有，可市场千变万化，人心摇摆不定，实业家变成炒房小能手的也不在少数，真正对事业有追求的，则早晚是要奔着区位条件更好的地方去。

牛逼的人都往牛逼的地方去，剩下来的人，没技术、没本钱、没路子，但又想日子过得好，自然而然，也就甘于承担极大的风险，去外面做点国家不让做的买卖。而地方政府长此以往与这些人打交道，自然也心里有数，会尽可能精挑细选，尽量避免搞出后续问题来。但问题是，哪怕是找到正经人了，可谁又能保证，这个人就能永远正经下去？

尤其像瓯顺县教育口这种除了学籍啥好处也无法提供的单位，这些年来，别说找正经人，就是不正经的，他们都很难找到。历任领导每年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各个四十而秃、五十而秃，来一个秃一个，无一幸免。除非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直接躺平，反正老子就是做不到，我们局今年的年底奖金全都不要了，我也就等着退休了。

只有这样平和的心态，才能最终保住头发。

因此可以想象，当这边的教育口突然间发现江森这么一个人才，年轻、出名、有钱，而且还正经到甚至见义勇为上了电视，也不像那些做企业的人逼事儿那么多，什么政策好处都不要，只要大家关心他、爱护他、照顾他，一个人就能解决县里1%的工作量，一个人就能解决局里全年50%左右的工作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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