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谁把4000元钱塞进我这右边衣荷包里，这不是我的钱，我不敢要，所以交给政府。

那位镇干部把这一匝钱数了一遍，刚好那个数，抬头问道，是谁给你的钱，不知道吗？

老妈把她那一刻像被什么控制得迷糊不清的情节讲了，还将这之前，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帮她荷担挑柴，一会儿她从迷糊中“醒”过来，那人又不见了的怪异状况也备细述说了一遍。

那位镇干部听明白了，也觉得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说这笔钱我们政府不收，我陪你到乌金山派出所去，把这笔钱交给民警查一查，因为这像个案子，你人老心红，拾金不昧，固然值得表扬，但是这钱到底是谁塞进你右边衣荷包里的，塞钱你的人是么意图，都要查清楚。

这时，沐浴着夕阳余晖的乌金山一片灿烂，但旮旮旯旯里的阴影愈来愈暗。出了乌金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老妈就由那位镇干部护送着朝公路那边高高耸立的乌金山派出所办公大楼走去。

接待他们的民警，中等身材，国字脸上横着一双剑眉，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但说话和善。

这位民警许是认识那位镇干部。他问道，刘镇长，来报案吗？又望一眼跟来站在刘镇长身边的老妈。老妈伸手摸着右边鼓囊囊的衣荷包抢一句白，是来报案，今天下午不知是谁把4000元钱塞进我这里。

这位民警便将老妈和刘副镇长领到古副所长办公室去。

古副所长听了老妈说的这打头不着脑的话，当然不明白，就把老妈和刘副镇长迎进一间大房子里坐下来，仔细问，还有另一位气质儒雅的民警在茶几上摊开一沓材料纸执笔作记录。

古副所长担心老妈表达不清楚，就让刘副镇长代她讲一遍，老妈不停地点头。有时刘副镇长表达得不是那回事，她就插言纠正。如刘副镇长猜想着讲，这4000元钱可能是那个后生伢给的，老妈立即否定，我没有看见那个后生给钱我，只是我迷糊了一阵，醒过来已经不见那个后生伢。

说着，老妈脸上依然挂着惊疑之色，还从右边荷包里把那4000元钱的纸币掏出来给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古副所长看，并表明态度，我这个人一生都不贪财、占便宜，不是我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要。

现在我既是来报案，又是来请求的，这4000元钱数额不小，我就不要了，交给派出所，只请求民警同志把那个塞钱给我的人查出来，问清楚，为什么要塞钱我？若没有正当理由，或者是发疯、发糊涂把钱塞进我衣荷包里，那么一定要把钱退给人家。

老人家，您很明理。也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古副所长基本听清楚了，还是有疑惑，老妈干吗偏偏在人家给钱她的时候犯迷糊呢？这其中必有猫腻。只是问不出来，难道老妈没有说真话？她又有必要不说真话吗？不说真话又想图个什么？古副所长的脑子里冒出一连串问号，竟然把他自己都问得有点糊涂了。

他静思片刻，又将问题简约化了：老人家，我问您，有没有人欠你的钱？

没有人欠我的钱。老妈说过之后，又把话锋一转，不过，郡都县一家银行一个叫钱馥芳的职员欠我女儿的钱，正好是4000元钱。

这4000元钱还是我女儿生前借给她的，她当时读大学没有钱，我女儿发善心借给她的，一直没有还，我女儿托梦叫我找她讨要，可我醒来专程去县城一家银行找到钱馥芳讨要，她却不认账，说要我拿出欠条。

欠条没有，原来有，在女儿的衣荷包里，是被我不小心洗掉了。当时女儿还活着，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馥芳，钱馥芳说不要欠条，认账，答应在出嫁期间把钱还给我女儿的。

可是我女儿在她出嫁那天，不幸发生车祸死了，钱馥芳就不认账了，我找她也白找。

我本来身体还算健旺，那次去找她讨要那笔欠款，本来不需要拄拐杖的，我还故意拄拐杖去找她，指望她同情老人，快点把钱还了，可是她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若有这回事，你拿欠条来，我马上把钱还给你。

说不定钱馥芳良心发现，把欠你女儿的钱代还给你了。古副所长估摸着说。

民警同志，这也说不过去，就算钱馥芳良心发现，从城里来到我侯庄还钱我，但是她有必要跑到山上找我还钱吗？再说我在山上弄柴火，只看见一个后生伢，是个男的，根本就没有看见她。老妈讲出自己所想，也符合情理。

那个作笔录的民警忽然停住写字儿的笔，抬起头说，也许是那个男的，受钱馥芳委托特地上山还钱你，也有可能。

有可能。古副所长、刘副镇长都赞同这种说法。

没有可能。老妈清一清嗓门，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轻拍置于古副所长办公桌面上的一匝花花绿绿的纸币说，就算钱馥芳良心发现，派后生伢特地上山找我还钱，他会有本事让我犯迷糊吗？他有必要让我犯迷糊吗？还钱本来是好事，可以直接说，让我高兴，要是还钱时有意让我犯迷糊又是何居心？

通常的做法是，借钱是爷子，讨钱是孙子，钱馥芳会突然变得那么自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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