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可能是较为普遍的存在。尽管将“诸侯人来事秦者”一律视为“为其主游间于秦”而实行无差别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应过激，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在秦活动的“间”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关东六国为了达成合纵反秦之目的，不仅在军事、外交上结为联盟，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的侦察与间谍活动。特别是与秦为近邻的韩、赵、魏三国，采取了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

赵国之所以能在战国后期与其抗衡一时，也与一批善用间谍的名将有关。例如，赵奢巧妙利用“秦间”传递假情报，“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2]2445又如，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故能屡次“击破秦军，南距韩、魏”。[2]2451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趁势进击，韩、赵两国危在旦夕。于是赵国派苏代离间白起与范雎的关系，不仅成功地使秦国暂时罢兵，还使两人互生嫌隙，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白起被赐死。

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擒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郉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2]2335—2336

苏代能够成功说动秦相应侯范雎，“厚币”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点明“武安君必为三公”并反问“君能为之下乎”则体现以言辞离间的巧妙。故范雎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因此撤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此后，白起因与秦王意见不合，对多次征召都以病推辞。秦王与应侯范雎等商议，决定令其“自裁”。有论者以为白起之死固然有其复杂性，但赵国间谍的离间活动确曾起到重要作用。(2)征诸史实，应当承认这一观点具备一定历史合理性。

魏国本有“用间”的传统，以“善间”闻名的信陵君曾在边境部署大量军情人员: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2]2377

这里虽然只提到信陵君之“客”能够“探得赵王阴事”，但以其门客数千人的规模推想，秦国内部很有可能也存在其间谍网络。清人朱逢甲《间书》也注意到信陵君“长于用间”:“信陵用客为间，能先知赵猎非寇，倘赵寇非猎，信陵亦必先知也。信陵长于用间，与《孙子》之言英雄所见略同。考《史记》，信陵所著有《魏公子兵法》。其书言用间必精，今《孙子》十三篇传，而《魏公子兵法》不传，可惜也。且信陵善间，而后魏王中秦间，信陵竟以间废，亦可慨也。”[5]15所谓“魏王中秦间，信陵竟以间废”，应当可以理解为秦人仿效其用间方式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

二、“离其君臣之计”与秦人“卒兼天下”

关东六国“间秦”行为达到了部分预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用间”在统一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面对六国“相聚约从”的强大实力，从《史记·李斯列传》中可以看到秦人不仅限于军事征服的“天下一统”“急就”构想: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2]2540—2541

所谓“阴遣谋士”体现了“用间”的隐秘性，“厚遗结之”与“利剑刺之”反映了“用间”方式因具体对象和面临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阴谋和暴力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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