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父亲的话，王延喆终于明白，这场斗争并不是父亲要掀起，而是皇帝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父亲要做给皇帝看，证明自己不是和谁一党，证明自己只听皇帝的话而已。

然而王延喆的疑惑并未就此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遂再问：“既然如此，那爹你为何要赶走张璁，而不是赶走不同意大礼议而于陛下相持不下的部曹？

我记得当初先帝病逝，陛下入继大统之时，你还写过一首诗，云：‘周邦虽旧命维新，历尽冰霜快值春。天上真人方出震，海滨大老定来臣。奸回已报都从，风俗何忧未尽淳……从此寰区无一事，朝廷尤望任惟贤。’

在大礼议之时，你又写《尊号考》、《昭穆对》支持陛下，这岂不是与张璁等人共同看法？

既然如此，您要是和张璁他们联手，胜算岂不是更大？又何必在此时，冒着被圣人怪罪的危险，前去得罪张永嘉？这与你素来求稳之心，显然多有不合呀！”

王鏊因为祖上商人出身，所以一直身上带着商人的某些习惯，比如投机、怯懦，又因为是儒士出身，故而异常在意羽毛，因此他还自撰《治惧》、《治怒》二缄告诫自己。

在王鏊的为官一生中，前期一直践行着《论语·宪问》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及《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

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给他的仕途带来便利，反而让他亲眼见证了，师、友仕途受阻，直在此时他的商人习惯就此扩散，投机钻营成了他的仕途手段，因此他也曾尽力阿附喜欢受贿的徐溥，达到仕途高进。

付出就有回报，在弘治初期到弘治中晚期，他仕途一路高歌猛进，一改之前的举步维艰，甚至直入内阁。

正当他大展拳脚，准备匡扶圣君，中兴大明的时候，该死不死的刘瑾，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打破了他一切政治希望。

刘瑾的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谏，又加上蛊惑君王，倒行逆施，使得王鏊一忍再忍，最后爆发，但奈何皇帝不听，使得王鏊政治热情烟消云散，最后只能被迫选择致仕还乡。

可没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个大玩笑，他前脚回家，后脚杨一清、谷大用等人联合就把刘瑾弄死。

后来又爆发刘六刘七事，而且愈演愈烈，皇帝荒唐的行为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久居乡野的王鏊，那颗士大夫忧国忧民之心又开始发作，怀念在朝堂匡扶君王的时候。

由是正德七年时，便写下了《偶成三首》表达自己想要重回朝堂之心，然而事情就是这般天不遂人愿，但凡举荐他的人，先后涉入政治斗争，全部先后致仕，大家对于王鏊这个人也就逐渐忽视。

等他听到朱厚照死，朱厚熜登基的时候，他一没有像张太后、夏皇后哪般伤心，而没有像杨廷和那样忙中出错，三没有像宦官那样惶惶不可终日，反而还若有兴致的写起诗词。

称朱厚熜为“天上真主”，自己这些被打击的老臣，是国之干臣云云。

但是这些问题都无伤大雅，一不会给名声带来太大污染，二也不会得罪皇帝。

可如今的行为，分明就是与往日行为背道而驰，这叫王延喆如何能够理解？

张璁是大礼议急先锋，是皇帝打击旧党一员猛将，也正是有了张璁锲而不舍，对反对大礼穷追猛打，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人，跟风上去痛打落水狗。

而且张璁更是国之干臣，度田之事深得皇帝之心，可以说张璁虽不在政务院，但其宠信则犹有过之。

父亲在此刻打击。

虽然可能皇帝会乐于见成，但用这种背着皇帝耍手段的行为，只怕更多的可能性，是皇帝因此而震怒。

“你懂什么？如今旧党早已力竭，互相之间殴斗不止，无非就是守着个皇长子不可为太子的话，进行劝谏陛下而已。

至于其他的，在陛下英明神武之下，根本不足道哉。眼下是潜藏的危害，是支持议大礼的那批人，而绝不是什么旧党。

尊崇议礼之人，如今各个深得圣心，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占据朝中各个紧要位置，那时你说陛下会乐于见到？

陛下不会乐意见到，反而还会将这些可能性，直接扼杀于摇篮之中。

而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史道、霍韬等人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他们大获全胜之时，这些人不但没有聚集一起庆祝，反而还形同陌路。

难不成真是什么坚持党而不群？这个大明如果不结党，那还如何秉政？

不过是迫于无奈罢了！

他们要是敢在此刻私下勾连，旧党的今日，便是他们的明日。

依照为父多年宦海经历，这些人十年之内必有纷争。想要在陛下治下当官，只能依附陛下，而不能私党。一旦私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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