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有些担心起来。一时间显得坐立不安，问：她还好吧？不会有什么事吧！

还好还好！你不要多虑。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那就好！马天目忧心忡忡说。

唐贤平岔开话头，用轻松的语气，问马天目：你这次来重庆，怎么会想起找我？难道，不怕我和你翻从前的老账吗。

马天目看他一眼，用有些阴郁的语气说道：以前的恩怨，在我心里早已一笔勾销。至于说翻旧账，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早知道你在这里混得如鱼得水，而我两眼一抹黑。那些做大生意的老板，一个也不认识，还望借你之力，帮我拉拉关系。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说到“好处”，唐贤平立刻伸出手掌，做盾牌状，义正辞严说，关系我可以帮你拉，但不会染指你任何生意上的事。

马天目眼里露出敬佩之色，说，好，好！你在这大染缸里泡了这么多年，依旧不改初心！值得敬佩。改天我找最好的酒店，还需劳烦你把重庆生意场上的大老板都招过来。给我搭个桥，以后再不会烦你。

唐贤平特意将江宜清夫妇招到自己家中，告知他们马天目来到重庆的消息。并郑重告诫他们：如果马天目来找你们，万万不可将江韵清改嫁的事透露给他。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没有做出更多解释。而在其他人眼里，江韵清与彭定邦的结合并不被看好，觉得江韵清有些一意孤行，或是在以往不幸经历中自暴自弃。同马天目比较，老实本分的彭定邦虽不至于被他们当做感情的骗子，但马天目的才华与最初和大家积累起来的情感，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即便不告诉，二姐和老彭都有了孩子，又能怎么样呢？江宜清这样忧心忡忡说到。

是啊！总不能硬把两人拆散，再让马天目回到二姐身边吧？况且二姐会不会愿意？江竺清也这样说。

对于这样浅显的问题，唐贤平给不出任何答案。他只是再次叮嘱她们道：别告诉他就是了。封住嘴巴万无一失，封不住嘴巴患得患失。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就会有一个好结果的。

两天之后，唐贤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他所认识或通过间接关系认识的大老板，全都招到重庆一家最好的酒店。他只是在酒会开始前，露了露面。酒会开始后，便先行离开。据他观察，马天目确实有着商人的精明能干，和那些最牛气的老板寒暄起来，也能做到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嘴里说的，全是得体的生意上的话。但他却不会被这表象所迷惑，派出几位精干特务，穿插在酒会中间，借以观察马天目的言行，有无值得怀疑的动向。并对与他接触过的所有人，进行一番全面的调查。

据特务呈报上来的消息说，马天目在那一晚的酒会上，没有任何异常表现。接下来除了和酒会上结交的朋友晤面之外，更无其他动向。而那些和他打交道的老板，我们也实在没有调查的必要，这些人除了和“小蒋”，便是蒋家那些有头脸的亲戚来往密切。岂是我们敢染指的！但唐贤平并未因此放松警惕，仍旧派人盯紧马天目。他不想重蹈覆辙，在与马天目的交锋中再次处于下风，那会让他感到一种难以接受的羞辱。

对于所有商人来说，利益的驱动，往往会让他们放下对“阶级”的成见，而只会专注于贸易间的公平，以及那种由公平所带来的的平等与尊重。对于局势的参考，也能让他们迅速做出反应，人人都是战局的风向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一些精明的商人已感到国民党当局的速朽，在既得利益又寻退路的心理驱使下，和马天目谈起生意来，即便对他的身份心如明镜，也只是“你知我知”。即便商人天生胆小的心理作祟，宁肯生意不谈，也不想给自己惹来任何麻烦。

就拿那位靠猪鬃生意发家的古老板来说，便是一个鲜明例子。

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猪身上最轻贱的物质，岂不知猪鬃有着天大价值。和平时期倒无关紧要，但在战争频仍的二三十年代，从油漆卡车、飞机、军舰、到清刷大炮小炮的炮管，由猪鬃制成的刷子，其使用起来耐高温，挥洒自如的优势便全然呈现。猪鬃出口的利润大得惊人。又兼重庆猪鬃在国内质量最好，经加工之后，有着色泽光洁，毛身挺直，尺码准确的优势。成箱的猪鬃按规定长短搭配成套，箱子上印着一行醒目的英文商标：（重庆猪鬃）成为国外商品目录中的专用名词——在欧洲，贸易商们只认可这一品牌。

古老板的父辈，就是靠猪鬃生意在商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早在1939的春天，国民党当局亲令西南运输处，收购上万箱猪鬃，运往美国换取军用物资。自然由孔家人接手了这单生意。他们先是找古老板谈判，定下苛刻条件，意在将古老板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从对外贸易的阵营中排挤出去。被婉拒之后，马上颁布了一条《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根据该条令批示，全国所有各色猪鬃的收购、运销，均由中央信托局统一管理。各商号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囤积期亦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由官方强制收购。

此一出台的规定，显然针对古老板而来。幸亏古老板翻云覆雨，应对起来还不至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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