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安**的同乡和朋友，当了科长、股长。这是最让上司忌讳的。毛人凤肯定以为你在搞小集团，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怎么会对你不生防备之心。

姐夫一席话，让唐贤平顿悟。

回到家，他同母亲说起此事。母亲淡然一笑，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自古皆然。如今他当了局长，你也就没有了可用之处。如果你继续居功自傲，只会招来祸端。你能急流勇退，才是明智之举。下放到地方工作，总比呆在老虎身边安全多喽。

经过权衡，唐贤平最终选择来到云南。

云南虽是一处风景秀美之地，政局却相对复杂。

早在1945年初，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名义上管辖第一、第九两个集团军，实际上却只有第一集团军受他掌控。那个不受卢汉控制的第九集团军，为蒋介石的嫡系关麟征部所属。它最大的作用，只为了监视整个滇军的动向。时间到了1946年的10月3日，防守司令部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了一起军事政变。撤销龙云在云南的本兼各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此时卢汉已受到监视，昆明也遭到中央军包围。在他被派往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的那几天里，第一方面军所属各部，被命令立即从不同地区，开赴东北内战前线。滇军北去，卢汉却留了下来。

被架空兵权的卢汉接任省政，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位光杆司令。为此他苦心经营，尽力恢复地方实力派控制的权利。他首先争取对60军、93军（已调东北）的指挥权和人事权，迫使蒋介石同意孙渡代替他指挥滇军。他还要求蒋介石，撤销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设在昆明的“警备司令部”，虽未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却被允许另行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卢汉兼任保安司令长官，取得了对省内部队的控制权。卢汉即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为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建立起新型的以保安队为牌号的新的滇军。并由最初的4个总队，1个独立大队，逐渐扩编为17个保安团，人数共五万余人。成为重新控制云南的基本武装力量。

初到云南的唐贤平，便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形势下走马上任的。他不但要努力调整保密局与云南各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仍不时要为重庆保密局方面，付出鞍马之劳。

毛人凤在一次长途通话中，曾对他表露过愧疚之意。说自打他离开保密局，接任行辕处处长的徐远举和督察室主任周养浩二人，便经常闹矛盾。严重影响了内部工作。若处分他们吧，他们显然并未跨越规章，若不处分，保密局的工作又严重受阻。他只能像对待小孩一样哄着劝着，根本无法调解。有时，对待这样的内部矛盾，还真不是“军纪”所能行得通的。

徐远举是“滨湖同学会”的成员。早在南京工作时，便是唐贤平的手下。此人虽性情鲁莽，却自有他忠义的一面。对待曾经的上司，自然极为信服，私下里同唐贤平以“兄弟”相称；周养浩在军统资历较老，由于是戴笠的亲戚；而唐贤平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也被周养浩视作自己人。每次两人一闹矛盾，毛人凤解决不了，便会喊唐贤平飞赴重庆。久而久之，除开会之外，几乎成了唐贤平频频飞往重庆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贤平心里清楚，这二人之间的矛盾，皆因毛人凤玩弄权术造成。工作定义上，督查室要接受行辕处领导，却又有监督行辕处的权利。两个部门看上去彼此配合，却互相牵制。这也是他们之间频生龌龊的主要根源。

唐贤平虽对毛人凤充满嫉恨，却极力维护着保密局的整体利益。这个令他感到无尚荣光的组织，是戴笠一手创办起来的。戴笠死后，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想借机挤垮这个组织。面对外部强大势力，组织内部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完全大可不计。他之所想，是在这种局势下，组织内部务必要做到精诚团结……而从切身考虑，到那个时候，他这个没有任何军校学历的老军统，也将无立足之地——所以毛人凤每次一来电话，他都会丢下手头工作，欣然前往。他很享受在他个人影响下，保密局内部其乐融融的样子。而这次飞赴重庆，他还有一项更为迫切的私人心愿，他想找到马天目，将他带到昆明，把江韵清交给他。也算完成一桩“善举”。而在此之前，他已托徐远举打听过马天目的行踪。徐远举告诉他，马天目最近始终未在重庆露面。据那些同他打交道的老板们说，他或许去了上海，也有可能去了天津。

调解这样的矛盾，并不需大费周章，只消安排一场酒宴便罢。那矛盾双方，表面上虽尽释前嫌，却显然是为了给足唐贤平一个面子。当聚会结束，周养浩先行离开，走在去往酒店住宿的路上，唐贤平问陪同前往的徐远举：我的那位亲戚，最近有没有消息？

徐远举没有表示什么，却将头凑过来，单掌竖在嘴边，贴近他耳边说，大哥，据我调查，你的那位亲戚，来头好像不小啊！

唐贤平看他一眼，心有诧异。问：怎么了？

徐远举说，我调查过他，虽查不出大的问题，但也不容小觑。这么做，不是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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