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王焱读賓四先生的书《师友杂记》读到两件趣事，品评甚为有趣：

1.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文章一道，为其余事，但是他素来强调“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所以在古文辞方面也造诣颇深，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不为所动。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2.钱穆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轶事，涉及哲学家冯友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冯曾揶揄钱穆说，“君治史学，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颇以能应帝王的未来之学自诩。可是1949年10月，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却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当时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的哲学文章风格独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却引喻失当，比拟不伦。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实在是语近轻薄，宜给予当头棒喝。后来冯先生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实由当初的这一信所致。

钱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学，独步天下。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代哲学大家。尽管他们所攻术业不同，其实都是文体大家，但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通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在周平王谋取天下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最有力的后台----郑国，可谓他的贴身保镖。我们前文也说到过，郑伯以他的远见卓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后路，国家有难，郑伯也没闲着（一般认为骊山死于王难的那位并不是郑伯），郑伯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实力在河洛之间大肆兼并，而周平王为了得到郑伯的支持对郑伯的行为不仅予以了纵容，而且还予以了大力肯定：你郑伯占有哪儿我就封给你哪儿，你占不到的只要你想要，我也封给你。所以那郑伯和平王好的水乳交融，就差穿一条腿的裤子了，而且这种态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平王的纵容、郑国的带头，开了诸侯之间兼并攻伐之先！国家的风气坏了！

周平王虽然搞定了携王，但宗周也都让他分封出去了（其间秦国和晋国迫于道义和舆论曾象征性的归还给平王一部分岐、丰和宗周之地，但平王很理智，只是象征性的过了一下手就又原封不动的分封回给秦、晋了。），老家是回不去了，但也不能总呆在申国吧，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平王只能选定东都洛邑，也只有洛邑可去了！而此时的申侯当然早已不具备控制周平王的能力了，只能看其所为。

史载周平王东迁成周、定鼎郏鄏，将镐京、岐、丰旧地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和官员都不愿意随平王东迁，当时唯有“七姓从王”，也就是仅有七名大夫带领着家人随平王东迁，只有晋、郑护送着他，可见平王实际上还是不得人心啊。

申侯估计很憋屈，大概也没跟着，在家哼哼呢。

就这样，开始了‘东周’。

三百年的赫赫宗周，连同十五代先王的棺椁坟茔就这样一同被周平王出卖了，而且是先卖予羌、戎联军，后卖于秦、晋列强，连着卖了两次。东周王朝就是凭借着此种出卖祖宗坟茔的无耻行为建立起来的，叫天下正义之士如何肯服？所以东迁之后平王于诸侯之中难有威望，也唯有“晋、郑是依”。自此更是政令不通，周朝天下分崩离析，这才有了500年的‘春秋’横空出世、‘战国’戈马杀伐。

以上大概也就是周朝东迁后政令遽然解体、王室骤然衰落、诸侯敢于公然蔑视朝廷尊严、视其如无物的真正原因吧，若不是后来齐桓公等“尊王攘夷”了几回，恐怕周朝早就正式解体了。而若干年后周平王死了，以礼仪著称的鲁国竟然都没有一丝的吊问和奔丧，更足以说明了一些问题。

骊山事件后，申国和犬戎虽得意于一时，但皆好景不长，犬戎在被秦国不懈的炮击中彻底被KO出局，秦国从而做大崛起，百年后将主导天下大势；申国在春秋初年即被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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