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两个伟大人物曾经做过粮草官，一个是孔子，志在于学，一个就是韩信，志在于天下。历史安排他们从保管仓库做起，确实有些荒谬，他们岂是津津于如此琐碎事情的人。韩信一心要做大将军，对粮草官毫无兴趣，而孔子则脚踏实地，在这个岗位上混过一段时间。

孔子曾经总结过自己对仓库保管工作的心得，“干这一行，一定要心细如发，不能在数字上出问题。”之后孔子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弼马温”（司职吏），替季家管理牛羊。

孔子似乎对这样的基层工作很有兴趣，无论是做粮草官，还是做牛羊官，他都把自身的管理价值最大化。做委吏，“料量平”；做司职吏，“畜蕃息”。有后人指责孔子是个读死书的书呆子，不了解社会，不接地气，实际上这是误解。

正如孔子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因为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找工作谋生，这反而对孔子全面了解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估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工作努力，总会有升迁机会的，像韩信那样，只是特例。

由于《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早期的活动顺序记载的相当混乱，而且语焉不详，不清楚孔子是何时升任比“委吏”、“司职吏”更高级别的司空的。司空是周朝六官之一，管理范围非常大，包括农业、林业、城建、交通，几乎掌管着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不过以孔子的官场地位，不太可能从司职吏一跃成为大司空的，这样的肥差，官老爷们早就自己霸占了，怎么会让刚在官场展露头角的孔子来做？从逻辑上讲不通。后人猜测孔子可能确实在司空部门工作过，但不是经济主官，而是副职，即通常所说的小司空。

以上三个职务都是经济官员，但在此之外，孔子还做过文化官员，具体职务是在鲁国的太庙助祭。《论语.八俏》说孔子经常进入太庙活动，与别人进行业务探讨。太庙可不是等闲人物随便进入的，孔子有资格进太庙，说明孔子的工作和太庙有密切关系。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也提到这件事情，说“此盖孔子始仕之时，入而助祭也。”?

应该说，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是比较适合孔子的志向和性格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五志于学”，说明孔子很早就有了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想法。而且孔子的性格并非后人所臆想的那般庸猾，而是性烈如火，品性刚直，他是看不惯迎来送往、点头哈腰的衙门作风的。

努力总会有回报，孔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在文化教育界打开了局面。。“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在孔子三十岁（公元前522年）前后，他已经是名满齐鲁大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了，算是鲁国文化教育界挚大旗的人物。

孔子的知名度已经不限于鲁国，诸侯都知道鲁国有一个名叫孔丘的高级知识分子。公元前522年，一代名君齐景公姜杵臼和一代名相晏婴率庞大的代表团出访鲁国，增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按政治级别，孔子很出现在鲁国接待齐国元首的名单中，但做为文化名人，孔子还是得到了姜杵臼的接见。

清人崔述怀疑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见孔子的故事有可能是造假，其实A国政要在出访B国时，会见B国的文化名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崔述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质疑。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界开放时期，虽然诸国林立，但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人员进进出出，而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国均采取新闻放开政策，所以一国发生什么事件，其他国家很快就能知道，这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日后中原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

孔子也受益于这种新闻开放，他虽然身居鲁，却对天下事了如指掌。许多鲁国之外的重要人物，比如管仲、姜小白、晏婴、赵盾、子产等人，都被孔子拿来品头论足。

其中孔子对管仲和子产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于管仲辅佐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袄矣。”至于子产，孔子也不吝笔墨，把子产吹的天上有，地上无，一代治政楷模，不过子产都当之无愧。

孔子不仅能风闻各国顶尖人物，更重要的，他有机会离开鲁国，去各国游历讲学，这也拜诸国实行开放政策所赐。孔子游历天下，见过许多人中龙凤，但其中有一个人物，其身后的社会影响丝毫不逊于孔子，也是中国少数的世界级名人，这个人就是老子（李耳）。

这次孔子去东周见老子，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受鲁昭公差遣的半官方行为，具体推荐人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孔子应该以是鲁国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去东周的，所以鲁昭公资助了孔子的路费，包括一乘车、两匹马，外加一个仆从。孔子并非一个人单独前往，而是带着几个学生，比如颜回、子路等人，算是一个小型的访问团。

鲁昭公对孔子是非常敬重的，如果从派系上来讲，孔子是鲁昭公的嫡系人马，但此时的鲁昭公已经无法对鲁国的权力进行有效控制了。

当时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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