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成都，一座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

不少外省人四川人狡诈、成都人虚荣，爱面子，其实比较片面，纯粹的成都人一般温尔雅，热心助人，很有正义感，足以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增添荣耀。

七月初，我和刘玉芳抱着孩子，每天乘坐公交车，在出租屋和医院之间奔忙。

在郊县，也许公民素质普遍还不算高，公交车上很少见过为老弱病残让座的，然而在城里，每天车上很挤，可是我们抱着孩子一上车，立马就有人让座，每天几乎如此。

坐了十几个站，我们下车，回味着成都人带来的温馨，穿过两条街，朝医院走去。

医院位于伊藤洋华堂背后，这里是市中心的购物天堂，人们漫步于大街上，购物、休闲，神情闲适，面带微笑，对比之下，我们仿佛成了世上最不幸的人。

脑瘫专科并非外面挂靠，还算正规，收费也能接受，而且医生根据每个患儿的病情，比如手部残疾、腿部残疾，制定不同的康复方案，有成套的器械进行针对性的康复锻炼。

由于我们上当受骗多次，去医院当天，出于谨慎，私下询问了好几位患儿家属，都效果不错，有的甚至医生创造了奇迹，锻炼两三月，患儿的身体运动功能基本上恢复了。

当主治医师检查一番林紫丹的身体情况，皱起了眉头，认为孩子病情较重，康复需要较长的过程，非得一个康复医生专门进行物理治疗，才可能重新打通肢体与大脑的神经链接，暗示收费比较贵。

只要林紫丹有一点点希望康复，我们也会豁出去，于是咬咬牙又交了两千多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三百多。

专人理疗室宽敞明亮，有几个患儿就有几个医生，理疗定在上午，大约一个半时左右。医生把林紫丹平放在一块布垫上，朝各个方向活动和屈伸她的四肢。

林紫丹只要是醒着的，全身始终处于痉挛状态，就像绷得紧紧的橡皮筋一样，每个强迫肢体屈伸的动作，都会让她痛苦万状，高声尖叫，一个半时下来，汗水湿透了衣衫。

然而这一块人体橡皮筋，无论怎样用力搬转、扭动、屈伸、折叠，只要医生的动作一停下，肢体很快恢复原状，又成了一副紧绷绷的样子。

这时刘玉芳站在旁边，往往会低声骂道：叫什么？杀猪啦？

直到两年后，远在广东的妹妹通过上网查询，才知道当时的所谓物理治疗，不仅恢复不了肢体神经与大脑的链接，而且给孩子带来的痛苦实在是超乎想象，无异于下了地狱。

家中还有老父老母需要照顾，租书生意也不能中断，于是半月后刘玉芳回家，由我一人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医院之间。

一个大男人抱着孩子出现在城区的公交车上，让座的人更多了。

当了半月的超级奶爸，喂水喂食，换洗尿片，而林紫丹既然属于重度脑瘫，夜里放在床上，无论用那种姿势躺下去也会感到不舒服，于是夜夜啼哭，搅得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而舅子和大姨姐看到我实在不能胜任超级奶爸的重任，于是开始爱心接力，隔一天换一个人照顾和接送孩子，而刘玉芳只要有空，就赶往成都来换班。

两个月的康复理疗，回到家里，林紫丹却不见任何好转，不能翻身，不能坐起，更不能走路和拿东西，于是我们的心开始慢慢沉了下去，根本不敢相信她的未来和这个家的未来。

康复理疗没有效果，再次走进另一家大医院咨询，一位老专家终于了实话：算了，别到处去浪费钱了，孩子是治不好的，你们还年轻，回去再生个健康的孩子吧。而他的这些实话也来得太晚，此时家里积蓄已经消耗一空。

于是我们全家不得不接受孩子脑瘫的既成事实，只希望她能够活得好一点，痛苦少一点。

母亲当时已退休三年，后来不得不充当起家庭教师，叫她识字，做简单的心算，当然，她不可能完成笔算的。

令人惊奇的是，母亲每天所花时间并不多，半年后林紫丹居然能够认识一千多个常用汉字，并且能够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再远在广东的妹妹当时已进入对外贸易管理局工作，而妹夫则在一家大公司担任技术总监，两口子开车，住别墅，生活条件优越，数次劝父母去他们那边生活。

02年，带着几分对我们两口以及林紫丹的牵挂，父母终于登上了飞往广州的客机。

两老走了，农民街的家成了标准的三口之家，可这个三口之家是不完整的，按刘玉芳的话，家里有两个半人，林紫丹只能算半个。

由于我是独子，从受父母看重，管教和约束也太多，他们走后，我和刘玉芳暂时有了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可是轻松的心情仅维持了几天，没有父母的干涉和主持公道，这个家反倒更加糟糕，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之中，我和刘玉芳又开始一天三吵，三天一大吵。

吵架的开头，往往是从她的脏话开始的，稍稍不顺心，她就脱口而出：你妈的。

我是人民教师，还算明一点，忍气吞声的反问道：你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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