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老婆给别人“玩”了，会怎么想？当然是：灭了他，像灭蟑螂一般的灭了他！

可是没真凭实据，能对他下手么？

我甚至希望自己山穷水尽，活得没意思了，才下决心一命换一命，正如盐巷子的老邻居赵和平一样。

搬家前，白脸在当地混不下去，也搬家去外县了，至于在何地落脚，干些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悬疑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中，在学校里时时刻刻担心刘玉芳往外跑，却又不能把她用绳子拴在裤腰带上。

然而以后两月，例假后的两三天，她不再外出，假如想出远门买点什么，也尽量安排在双休日，搭乘我的独狼，还把阳阳带着。

有时我又不得不把事情朝着美好的一方面想：正如例假期间她很固定的要吃一回古镇上卤菜摊子的麻辣凉拌猪头，即便脑子晕乎乎的，也忍不住要去打一场麻将，输得一塌糊涂也不心疼钱，也许例假后外出购物，也是心里痒痒，属于生理规律导致的正常行为，我就不该去捕风捉影了。

日子一天天重复，很多变化是微妙的，超市生意越来越稳定，当货物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足够，无须投入新的资金，溢出的现金就越来越多，每天夜里关门前一家子围在收银柜台边数钱，营业额的增长是渐进的，今天少一百多，明天又多出两百多，到后来，逢集时的营业额经常超两千了，就连丹丹坐在竹椅子上，见妈妈一脸满意的笑容，也为一家子挣了更多的钱乐呵呵的。

树挪死，人挪活。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古训的深意，挪窝，离开熟悉的石河村，对我们全家来并非坏事，老是窝在穷乡僻壤里，也许生活永远得不到改观，我会一直抽五元一包的黄果树或红梅，喝最劣质的散酒，而且享受不了批发价！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对刘玉芳的猜疑，石河村的农民街假如没那个白脸存在，我们此时肯定还在农民街上窝着，眼看当地人流量越来越稀疏，杂货铺生意半死不活，每晚一家子关门数钱，钱箱里仅有些皱巴巴的零钱，一家子大人和孩子都忍不住唉声叹气。

各村以及中心校的同事，过去看不起我，认为我在学校里没业绩，在外混不出名堂，聚会之时，目光往往从我身上一扫而过，到此时，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正眼瞧我。

教研会或别的什么会，聚餐的酒局上，同事们敬酒时会开玩笑：林伟在学校里拿工资，外面还有家企业，我们不敢跟你比了。

企业，当然是夸大其词，不过也暗含羡慕之意，承认我的成功，而我非张扬之人，举杯起身应道：别开玩笑了，老婆没正式工作，在镇上开家铺子混口饭吃而已。

教师，烧自己，照亮别人，蜡烛成灰泪始干，教师是高大上的，纯粹讲奉献的，在教育战线上干一辈子，除非你花了比别人多一倍以上的精力，才能获得多种县级省级荣誉称号，而且工资水平相差无几，假如你在讲台上突发心脏病暴亡，才有可能获得国家级的荣誉称号，当许多年轻教师怀揣教育之梦想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干了几年，梦想破灭，得过且过混天过日，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面，羡慕别的行业，羡慕很多有钱人。

于是办公室里很多年轻教师空堂课时间谈论的往往是外面谁有钱，谁有权，谁的亲戚开了家店，谁的亲戚开了个厂，谁的亲戚进了县委，等等。

也就是，教师群体也形成了某种世俗的评价标准：有钱就是成功，有权就是成功。

当初靠妹妹支持五万，家中一万多积蓄，旺旺超市总投入六万多，我们两口子暗暗估算，现在固定资产加现金起码翻倍了。

此时当地的年轻教师群体，月工资一千多，谁手头上有十几万？除了我和辞职经商的同事廖，没有了。

搬家到古镇一年多，在同龄教师群体中，我成了的成功者，而他们是参照旺旺超市的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来进行评判的。

我历来反感世俗的评价标准，在年轻教师扎堆时，从来就不谈谁有钱，谁当官，更不愿谈到旺旺超市，认为开了家超市、赚了点钱，并非什么成功，根本不值一提，只不过相比别的教师，我们这个家手头上稍稍宽裕了点而已。

总之扎堆后，心里会暗暗骂道：恶心！然而表面上，我却随大流，跟谁都合得来。

我非自视清高，时间长了，也默认了世俗的评价标准，怎么呢，有钱才是硬道理，什么风花雪月，什么内心的空灵境界，什么气质上的高雅、优雅、雅，什么天生的高傲、高贵、高尚，看起来一切都得靠钱来支撑的。

人总这样，特别是同行，当你混得差，看也懒得看你一眼，认为你不构成威胁，可当你有了点钱，当了个官，尚不成气候之时，别人就专捡你的软肋来事。

这年上半年，在街上碰到联校的一些同行，不少人会问：林伟，既然你在镇上开了家超市，怎么不调到联校来呢，联校距离超市更近，每天无须骑摩托车上下班了。

我总是苦笑，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联校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就凭我，能行吗？

还有人更直露的问道：林伟，过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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