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后来话题自己而然地集中到了医药与医疗行业的现状。

在座的除了沈黎明是学金融的，负责内部审计工作，其他人基本都在或者曾经做过医生。

所以都是围绕着医疗体制、医患矛盾展开的，虽然与医药生产制造无关，却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常云涛也听得很是入神。

北京跟上海一样，全国人民都挤到这里的三级甲等医院，不管毛病大小，看病难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

这个事情常云涛也是身有体会，自己因为很少生病，也就很少去医院。

可是女儿开始上幼儿园开始，就几乎每个月要去次医院，虽然明知道基本就是感冒，也不敢掉以轻心，一发烧就去医院，每次都要排几个长队，没有两个小时别想从医院出来，就算上个电梯都要排半天。

这是普通人的疾苦，权贵也有权贵关心的问题。

他们觉得自己生命宝贵，也不愿与老百姓一样去排队，遇到大点的毛病或疑难杂症，喜欢找名气最大的专家单独会诊，厉军有两个朋友就做这个事情，可以约名医飞到患者所在城市去出诊，或者对方来北京就诊。

一个晚上聊下来，对常云涛还是颇有启发的。

看病难，是我们国家医疗资源匮乏或者医疗条件差异所造成的，但是没有合理使用医疗资源也是一个问题。

许多人都是小毛小病，去社区街道医院就可以了，但是多年来的习惯让大家对这种地方不信任，是一大障碍。

最后大家都用到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医院，拥堵不堪。

另外一方面，大医院又存在过度医疗的现象，由于诊疗费有限，只能在检验上提高项目和价格，多开高价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如果解决呢？

请专家单独会诊的事情给了他进一步的启发。

外国有家庭医生之说，其实就是私人诊所，本身谈不上医术多高，也没有先进的诊疗设备。

但是他们与家庭成员常年接触，对个人身体情况比较了解，知道出现问题该如果救治，也不用排队，可以约时间，也可以医生上门，他们与其说是医生还不如说是医疗顾问。

这样施行起来，也比街道医院、卫生所的形象要好，尤其是白领和中高收入的人群是可以接受的。

需要高端的服务可以另外申请，如果确实遇到重大疾病、疑难杂症，家庭医生有更多更可靠的信息来源。

而低收入或者老人，以社区或者街道救助的形式进入，他们也能接受。

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觉得利益有限。

但是如果利用中国国情-医、药不分家的国情，可以通过这个体系进行药物销售，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利润。

实现服务的场所呢？没有一个场所，多数人是不信的。

可以以连锁药房的形式，里面设坐堂医生，同时也发展家庭医生的服务，这就像酒吧的经营，就有会员业务，也有店面生意。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医药的销售终端，再依靠这个终端向上游——医药生产厂家发展。

对呀！不是说绝大多数药厂经营不好吗？

药厂的产品出厂价到病人的高额药价中间差许多，大部分利润都到了中间环节，如果这么一来不就省去了中间环节吗？

先筛选合适的供应商，合作一段时间，就可以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进行控股收购，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成的链条了。

如果有政府的支持就更好了，首先要允许这种形式存在，另外经营过程中会不会有道德危机？

这些医生要有什么资格认定？哪里去找？

他们会不会利用个人职务便利进行其它商业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

万一在服务过程中误导或者延误治疗，该如何避免？

一大堆难题摆在面前。

很快天就亮了，一夜未睡，就在兴奋与忧虑中度过，不知有多久没有这样过了！

常云涛站起身，走在窗前，舒展了一下身体，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虽然晚上没睡，他感觉精神非常好。

拿出手机，给厉军拨了过去。

“沈黎明这个人怎么能够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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