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俘获公子卬在战役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长于秦孝公，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据说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的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此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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